根据张抗抗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作女》，正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原著作者张抗抗却和女主角袁立展开了“口水战”。张抗抗对女主角袁立颇多微词，认为剧本对作女的性格发展铺垫不够，袁立也没有表现出作女“作”的本色，同原著中的角色有差距和缺失。袁立则毫不客气地表明自己并不喜欢张抗抗的原作，自己的表演只能尊重剧本而不是原著。争论双方都把矛头指向了剧本改编。

《作女》编剧徐萌是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专业编剧，对于张抗抗对剧本改编的批评，徐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电视剧《作女》只是借用了原著小说的故事形态，不能用小说的标准来衡量电视剧的改编。

原著不适合改编成电视剧

徐萌表示，从专业角度，小说《作女》并不适合改编成电视剧。“因为原著的轰动只在于它揭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作女现象’，描写了一群特殊的群体：‘作女’，在这个概念之下，整部小说缺乏支撑二十集电视剧的主线---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她的小说结构不好，只是表明小说与电视剧的选材标准不同---虽然抗抗老师的思想非常现代，在我看来，她笔下的作女是臆想出来的，她写的只是一些‘作’的表象，并没有触及人物行为后面的痛感实质，小说可以这样写，但电视剧不可以这样做，因此当时曾直截了当地建议投资方不要进行改编。”

但是当时投资方已经买下了《作女》的版权，而且他们看中的也是“作女“这个书名带来的市场号召力，授权徐萌可以根据影视创作的规律及市场情况进行二度创作，于是徐萌根据电视剧的改编原则，借用了张抗抗《作女》的故事形态，对原著作了大修改。她首先梳理了原著中复杂的人物关系，架构出一个生活平台及故事主线，并有意识地回避了大量的性爱场面，并依据原著精神重新定位主题，“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女人最大的‘作’莫过于性解放，但在今天这个女性已经最大限度获得了身体自由的时代,如果管这叫‘作’，那么这种‘作’其实是只是在寻找一种青春的补偿，把这种特质放在今天的’作女’身上是不恰当的，原著中大量的性爱场面，并没有揭示出作女的精神实质，作女的‘作’主要是精神层面的，而不是生理上的。(我理解”作‘的含义，第一是非功利，(功利的叫算计或者交易)，第二是没有方向的(有方向叫奋斗)，第三从常人的标准上看一定是放着好不要好的，)原著中作者宣称，作女心中永远有一张翠绿翠绿的爱床，在我看来，作女的作并不为一张床，而是守护一种理想，一种纯洁的信念，更重要的是这背后必然有一种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一种不得已，她们的‘作’实际上是一种对生命的挣扎不妥协，这其实是一种很惨烈的状态，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作品立意的终极点的确不同。”

徐萌说：“影视作品要注意审查标准，就创作规律来说，女主角的两性关系也不能太过复杂，否则不但不利于观众理解人物，也无法让观众喜欢上这个人物。当我试着把女主角与其他人物的性和复杂的情爱关系解除时，人物的情感方式与表达方式必然都要发生改变，由外向的开放的生活方式转向内在的含蓄的精神化的追求，这符合创作规律，也符合这一代女性真正的精神真实，有人因为没有看到他们所期望的‘惊心动魄’的东西而失望，我表示理解，但不能苟同。”

编剧只向投资方负责

虽然张抗抗站出来批评《作女》的改编，但徐萌其实是在张抗抗力荐下出任《作女》编剧的。作为资深编剧，徐萌近年来创作改编的《中国命运的决战》、《走过旧金山》、《蛋白质女孩》、《婚前婚后》及刚刚完成的《摇摆女郎》等作品，都在业界积累下良好口碑，对于张抗抗的批评，她说：“在创作期间我同抗抗老师并没有分歧，现在她站出来，用原小说的标准来衡量改编过的电视剧，我不理解为什么。”

“在正式动笔之前，我一共同张抗抗沟通过两次。我直截了当地向她表示不喜欢这个小说，提出不适合改编成电视剧。当时抗抗老师很有风度，不但不生气，还热情鼓励我接手创作，她从投资方那里看到过剧本提纲，也没有提出异议，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也曾多次打电话交流，她一直对我很关心，很鼓励。后来剧本完成时她向我要求看剧本，因为涉及到行业中的规定，作为编剧，我无权把刚完成的剧本私下交给投资方外的任何人，于是拒绝了她的要求，她曾大发雷霆。”

影视作品通常被人称为“遗憾的艺术”，徐萌也表示自己的作品并非无可挑剔，但是她说：“再好的文学作品，在向影像转化的过程中都会有不可避免的信息流失。作为编剧，需要根据市场和投资方的要求进行再创作，也要去掉原著中不适合改编成影像的东西，这是常识，也是权利。我不知道她和投资方之间有什么样的协议，但是编剧只需要对投资方负责。用原著的标准来衡量影视改编作品的成败，是不公平的。这一次的风波，说到底，也许是因为原著作者与编剧是两代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如果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看，一部作品能够被两代人以两种方式诠释，应该算是一件美事，如果抗抗老师不领情，一定要用她的标准衡量电视剧，我只能表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