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实现农村通信市场的普遍服务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焦点问题。农村通信市场应该如何破局？通信企业的利益追求与普遍通信服务该如何协调？记者为此采访了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

廖鸿翔

当前，实现农村通信市场的普遍服务已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焦点问题。农村通信市场应该如何破局？通信企业的利益追求与普遍通信服务该如何协调？记者为此采访了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

记者：有说法认为目前的村村通工程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村村通”主要是靠政府扶持推动，对于运营商来说这一工程颇有些像鸡肋，食之弃之皆不可。您是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杨培芳：这种看法肯定是不对。电信的普遍服务，特别是农村电信服务单靠市场经济是解决不了，否则“村村通”这个词的出现就显得没有意义。农村电信服务必须依靠政府介入。前几年的“村村通”工程进展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存在认识问题，通信企业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还是社会价值最大化？从长远的利益来看，电信企业还是应当更多地考虑通信的普及服务，单纯追求利润是短视行为。中国处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很多问题很难一下就考虑的十分周全，而经营者并非十分理性，消费者也不是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出面搞“村村通”是适合目前国情。我们不应当把市场经济理解为惟利是图、锱铢必较。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的放任消费者和经营者去选择，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调控、要管制。通信行业不应该进入“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误区，这有悖于网络经济规律，更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记者：政府、通信公司花了很大的代价，把电话通了进去，但是这个地方有了电话机，却没有往外打，来电也很少，甚至一些农村最后会把这些电话再拆除。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打破这样的尴尬局面，使农村通信长期生存下去，实现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杨培芳：我曾经到过西藏、甘肃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考察，发现其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在有些地方，老百姓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甚至连饮水都没有，自然没有达到需要打电话的程度。按马斯洛的五层需求理论，实际上只有三层：生存、交流和自我实现。如果说吃饭、喝水的需求还没解决，自然不会去考虑通信的问题。但是多数地方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一个村子里，大家很穷，但是也有几户已经富裕起来了。那么他们就会有通信的要求，但是却没有网络、线路给予满足。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区别对待。当第一需求达到以后，就应该考虑信息交流的需求，交流就成为基本问题，普遍通信服务就应该进入。“村村通”并非要求100%的覆盖率。有一些地区，像沙漠里人烟稀少的地方，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居民要搬出来，“村村通”就没必要进入。当实现温饱后，就要解决“村村通”，乃至“家家通”。除了通电话，还要考虑网络信息服务的进入。只要可以通电话，就可以上网。这样，广大农村就能和公平信息社会接轨。这需要政府的一次推动，然后还要建立长效激励机制，比如普遍服务基金和各种配套政策。

其次，关于企业经营的手段。要用便宜的、老百姓负担的起的价格，使社会大众参与通信、享受通信。最近我发现中部地区有些刚刚富裕起来的农村小镇，农民上网都可以用视频聊天，跟国外的亲戚、跟其他城市的朋友聊。他们之所以如此频繁的使用这一高级业务，是因为在当地，该业务的资费标准为30元包月。低廉的价格对许多富裕农民的消费有较大的影响。那么如此低价是否意味着亏本呢？这里关键是量的多少，新经济和老经济的区别就在这里。要用价格杠杆吸引大众的消费欲望，消费量增加了以后，单位成本就降下去了，收入也就提升了。对许多新业务而言，最好是通过政策的调整，让普通老百姓用的起，那么企业也会有利可图。这样就可以较好地解决双赢的问题。

当然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中国人这么穷，不可能这么快发展起来。有些地方装了电话又拆了下来，这样的情况是有。但是更要看到，二十年前，中国就是世界的农村，现在，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第一大网络。我们的网络装备水平已经高于欧洲的一般国家。这些成就为何能实现？就是我们的政策对头。在网络新经济领域，穷人滚出的雪球往往比富人滚出的要大。

记者：您认为从国家的宏观角度上说，“村村通”工程具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依靠村村通工程是如何实现公平的信息社会呢？

杨培芳：“村村通”工程作为农村电信普遍服务的一部分，主要是为解决数字鸿沟问题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政策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穷人经济学”的理论。他认为，穷人不是穷在土地、资源和产业上，主要是穷在人的素质上，长期信息闭塞造成观念落后才是最严重的落后。比如中国一些牧区的牧民，以谁家牛羊数量最多为最富，他们舍不得卖掉自己的牛羊，换成钞票。结果一场雪灾或者瘟疫，就有可能变得一无所有。以“村村通”作为切入点，是解决数字鸿沟、进而缩小贫富差距的很好方式。

“村村通”作为政策，首先是靠政府的推动。政府推动可能有很多手段。有强制性的手段、也有一些激励性的手段，在初级阶段适当地搞一些强制手段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应该慢慢建立激励机制，使企业去做普遍服务也不会吃亏。有人说：“为什么下饭馆吃饭不搞普遍服务，买汽车不搞普遍服务，而电信要搞普遍服务？”实际上电信和吃饭和买高级车的享受是不一样的。电信一个重要的网络特征就是需要大众参与，才能体现网络的价值。网络的使用价值远远高于它的财务价值。多数国家都有普遍服务政策，当然其他国家不叫村村通，但很多实质是相同的，都必须考虑整个社会的信息公平。光给富人提供服务而不考虑穷人，只会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数字鸿沟越来越大。未来的经济不是富人的经济，而是穷人的经济。如果穷人消费发展不上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因此国家必须要实施村村通，甚至农村信息化这样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