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的美国底层阶级人口中，英国裔占17%，非洲裔黑人占20%，德国裔、法国裔、爱尔兰裔、挪威裔和瑞典裔等西北欧裔占21%，东南欧裔占9%，盎格鲁美国人（Anglo Americans）占7%，其他非白人占4%，其他白人占3%，其他西班牙裔占4%、墨西哥裔占5%、亚洲裔占1%。其余为身份不详者。

黑人与亚裔相比，双方都在美国社会受到了严重的歧视。亚洲移民是美国历史上最先受到排斥的群体。他们不仅成为被禁止入境的对象，而且在入籍、就学、就业、购买土地、租赁等许多方面受到限制。被隔离的亚洲裔，因为求生而获取各种资源的空间受到压缩，导致亚洲裔社区处于衰微状态。到二战后，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的松动和反隔离法的实施，入境的亚洲移民日益增多，其社区也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同时代的欧洲移民社区相比，亚洲裔社区的经济造血功能、文化传承以及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更强大。特别是多数亚洲裔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高，因而他们在二战后美国的种族歧视中也能逐渐融入主流社会。与欧洲移民相同的是，在先来的移民迁出本民族社区后，后来的移民依次迁入，形成了亚洲裔隔都的繁荣和发展的格局。

从黑人的状况看，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在人口数量、经济产值、就业机会和社区服务功能等方面，居于大都市区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中心城市作为一个共同体，白人与黑人等少数民族同处于一个共同体内，其与白人的隔离属于一个共同体内不同城区的隔离。在“分离但平等”的法则下，黑人与白人共同分享一个共同体内的社会资源。在黑人隔都内，各阶层的黑人休戚与共，家庭和经济结构的多样性特点更加完善。这种跨越阶级的混合有效地“维持着地方的核心制度，例如街区俱乐部、教堂、学校和青年有组织的娱乐活动”。中产阶级提供了社区的领导力、道德范式，以及反对各种不良行为的约束力。同时又因为黑人隔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与白人社会相接，隔都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其功能齐全，社会机制也能正常运转。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共有的自立、勤奋、读书、工作、追求幸福等价值观都在隔都继续发挥作用。

然而，在民权运动中获利甚多的黑人中产阶级纷纷迁移到环境更好的郊区之后，实际上就脱离了与下层黑人共有的城市共同体，进入了郊区城市，出现了城市作为共同体之间的隔离。由于“在就业市场技术、角色模范、经济和家庭稳定性方面，优势并不明显的处境不利者们就被滞留在身后，形成了日益集中孤立……其居民中的青年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工作伦理的判断出现了社会化的衰退”。表现之一就是贫困黑人感到在政府立法中的种种许诺与残酷的现实之间有“一种无法兑现的期望”，地方白人官员抵抗反隔离的法律进一步加剧了黑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特别是当地政府的疏远感和敌视感。尤其是隔都的警察作为代表白人权力的制度性象征，经常存在种族歧视行为，这些都让黑人相信，美国的司法制度奉行一种双重标准——一个是针对黑人的，一个是为白人服务的。黑人对白人社会的敌视情绪油然而生。

进入80年代后，贫困率、离婚率以及女性单亲家庭比例的上升，导致黑人社区价值观的破碎。许多黑人青年浑浑噩噩，世风日下，在非婚生育、毒品、辍学和暴力犯罪等方面，不负责任的行为几乎达到失控的状态：“种族主义、性主义、暴力和各种可以想象的无忧无虑的消费主义的泛滥。恰好是由于黑人社区价值体系的削弱，尤其是青年人以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沉迷于大众文化中最为消极的方面。”其中典型的黑人青年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没有家庭教养，也没有受到类似于教堂或学校的影响。简言之，他极易陷入大众文化展现在他面前并且想要的那种世界。所以，他为了金钱和工作岗位，沉迷于毒品文化，为了家庭和个人的尊严，参与到团伙文化之中。这些追求的悲痛结局常常是要么进入监狱，要么死亡”黑人暴力文化的表现就是社会犯罪率的大幅增加。1991年，全国有19座城市的凶杀案超过历史纪录。1979～1989年间，中心城市的犯罪率平均增长了33%，其中芝加哥增长173%。1989年有3座城市的犯罪率达到“极端严峻”的程度。

出处：头条号 @狲芬克斯没有谜